隐性债务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研究

为推动城市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城市新增人口的公共服务需求,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快速增长,经济下行加剧了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债务风险。利用2007—2018年我国285个地级市隐性债务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债务规模与发债主体特征两个视角评估隐性债务对城市空间扩张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有：（1）隐性债务规模对城市空间扩张有显著正向影响,上期隐性债务规模的增加将推动当期城市建成区扩张。发债规模增加1亿元,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0.192 km²,“借债建城”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城市空间扩张的主要模式。（2）发债企业数和发债企业质量对城市空间扩张有显著正向影响,发债企业数增加,且信用评级为AA+及以上,发债主体的比例提高推动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加。信用等级高的发债企业越多,城市扩张能力越强。（3）发债企业数对城市空间扩张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发债企业数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空间扩张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东部地区则无显著影响。     

2000年以来宁波城市空间扩展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基于遥感影像数据, 提取宁波城区土地利用数据, 从扩展速度与强度、紧凑度等方面分析城市空间扩展特征, 选取区位环境、人口社会、产业经济和政府决策四方面分析宁波城市扩展驱动力. 研究发现: (1)宁波主城区城市空间扩展存在明显阶段性, 2000~2005年空间快速扩张, 此后扩展强度缓和; 外延式扩展方式造成了城市形态复杂, 紧凑程度较差. (2)受制于地形影响, 城市空间向东沿交通干道呈现廊道式扩张; GDP和常住人口是城市空间扩张的决定性因素; 产业结构、政府投资微弱地影响城市扩展趋势.     

基于Landsat的合肥市城市扩张研究

城市扩张及其驱动力分析在协调城市扩张与土地资源保护的矛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以合肥市1996,1999,2002,2005,2008,2011,2014年Landsat影像为数据源,采用监督分类方法获取合肥市城市用地时空分布定量信息,从城市面积变化、形态变化和重心迁移3个方面分析合肥市城市扩张情况,并结合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交通建设、政府行为等影响因子对合肥市城市发展的驱动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6～2014年合肥市城市用地面积扩张286.09km~2,扩张率为394.7%,扩张速度为15.89km~2·a~(-1).近20a来,合肥市在外形上逐渐趋于狭长,以向西南扩张为主,并呈现以交通线为主的星形扩张,城区扩张亦十分明显.驱动力分析得出合肥市扩张的主要影响因子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基于遥感影像的嘉兴市城市扩张与驱动力分析

在当前高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为及时了解嘉兴市的城市发展现状,使用遥感手段提取各时间段内城市的建设区域,并分析了扩张过程的时空特征,再结合社会经济数据探究了城市扩张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嘉兴市在1993~2013年间城市扩张明显,扩张速度和强度先增后减,扩张方向由西北转向南,扩张模式经历了“主动型-被动型-稳定型”的转变过程,扩张合理性较差,城市扩张速率高于人口增长速率,扩张驱动因子主要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增长.     

城市扩张的空间模式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中心城区的多时相TM/ETM+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建设用地扩张强度、空间自相关方法等,分析了杭州市1991~2010年间城市扩张的时空特征,并探讨其扩张的空间模式及其演化.结果表明：（1）杭州市城区快速扩展,各街道 乡镇扩张程度存在明显差异;（2）杭州城市扩张的“热点”方位变化大致为：城北-城西-多方位-城东,其变迁规律与杭州城市扩张模式的总体变化规律一致;（3）杭州市城市扩张的空间模式主要有边缘式、填充式、自发式和线性轴状,且随城市演化过程总体遵循以下轨迹：首先,主城表现为边缘式为主、填充式为辅的扩张;其次,外围自发式的扩张形成了副城;接下来主副城都表现为从填充为主、边缘为辅的扩张转变为边缘为主、填充为辅的扩张;而线性轴状扩张是沿交通线发展并贯穿整个城市空间的演化过程.     

浙江省城镇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时空特征分析

运用1990~2015年浙江省6期土地利用数据, 使用扩展速率、扩展强度、分形维数等指标分析浙江省城镇建设用地空间格局. 结果表明 (1)1990~2015年, 浙江省城镇建设用地增长在5个时期呈现“W”趋势, 从不同行政等级来看, 扩展速度的发展趋势具有一致性, 2000~2005年是浙江省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城镇用地扩展速度的最快阶段. (2)从扩展强度来看, 浙江省在2000~ 2005年对城镇用地扩展最大, 其他时期基本维持稳定. 地势平缓的城市往往开发强度大, 丘陵地区的城市处于缓慢扩展阶段. (3)浙江省城镇用地空间结构的分形维数和稳定性特征存在波动性. 城镇用地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城镇用地增长过程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联系. (4)浙江省城镇用地重心受到地形限制明显. 西南地区受到丘陵地形影响, 重心移动方向大多数与斜长的峡谷平行; 北部平原区域的城镇用地的重心变化往往受到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较大. (5)浙江省城镇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影响因素上存在一定规律, 可看出1995年、2010年、2015年主要倾向于社会经济的影响, 在2000年、2005年则倾向于自然因素的影响.     

沿海发达地区小城镇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宁波市奉化溪口镇为例

基于奉化溪口镇1990~2015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 借助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城乡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核密度和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 探析奉化溪口镇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特征和驱动因子. 结果表明: (1)1995~2015年, 溪口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 增长速度不稳定, 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增长各具特点; (2)建设用地信息熵持续增加, 土地类型趋于复杂化、有序化; (3)城乡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远大于转出面积, 主要转入来源为耕地和林地; (4)城乡建设用地核密度高值区集聚于城镇的东北部, 核密度分布特征随时间变化不明显; (5)建设用地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 其中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高程值与距河流距离影响较大.     

长三角地区旅游发展效率空间分异及空间自相关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解释

通过对2005~2015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旅游发展效率的DEA测度, 再运用空间自相关及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 (1)2005~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旅游发展综合效率呈上升趋 势; (2)长三角地区城市旅游效率空间分异为规模效率主导型、纯技术效率主导型和规模技术双作用型, 城市旅游效率具有显著空间自相关性; (3)长三角旅游发展效率影响因素排序为政府宏观调控、经济发展水平及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影响程度在浙、苏、皖具有差异性.     

鄂东南丘陵区空心村内部空间演变—–以湖北崇阳石下村为例

以鄂东南丘陵区典型的人口外流区空心村—–湖北崇阳石下村为例,运用实地调研、半结构式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剖析空心村内部空间演变及其微观机制.研究发现:(1)石下村空心化过程中内部空间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聚落发育滞缓、村内住宅空废;(2)村落空间形态呈现跃迁式扩张、填充式扩张以及房屋的马赛克式布局的演变特征;(3)石下村空心化的驱动因子主要是村农村公共空间转移到村外集镇,人口外出务工导致就业非农化以及居住城镇化的浪潮;(4)石下村空心化经历从假性空心化到实质空心化,跨区域家庭的产生与迁移是其本质原因.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市大气颗粒物中PAHs分布特征及来源

为了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典型城市大气颗粒物PAHs的季节性、年际变化趋势和来源,采集了2015年冬季和夏季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典型城市(南昌、九江)大气样品,采取超声波萃取-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分析测定样品中14种PAHs。研究结果显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南昌、九江市大气中PAHs浓度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大气颗粒物中PAHs主要以高环组分存在,4环组分占比最多。从区域分布来看,南昌市PAHs浓度高于九江市。∑PAHs浓度呈现出冬季高于夏季的季节性变化特征,并有逐年增长趋势。比值法分析结果显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PAHs的主要来源为燃煤和交通燃料,其中燃煤在冬季占比较大,交通燃料在夏季占比较大。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宁波北仑绿地系统演化及生态服务响应

城市绿地是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 快速城市化导致建设用地的大量增加, 并引起区域绿地景观格局及生态价值的显著变化. 本文选取东南沿海中部的宁波市北仑区为研究区域, 以其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5年6期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为基础提取绿地, 借助ArcGIS和Fragstats软件, 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和基于专家知识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对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北仑区绿地景观动态演化及其生态价值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1)绿地是北仑区的主要景观类型, 1990~2015年间快速城市化导致北仑区1406hm2绿地转化为建设用地; (2)北仑区绿地景观异质性减弱, 趋于集中式发展, 整体破碎度降低; (3)截止2015年, 绿地的生态服务价值总量比1990年减少了6%, 生态环境出现恶化, 主要是建设用地占用绿地导致生态总价值下降; (4)北仑区绿地系统生态价值等级由中心向外围降低呈不规则环状, 且高价值区逐渐向东南方向减少并转变为较低价值区.     

2001—2018年郴州市苏仙区景观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陈王赋颜玉娟陈月华赵虎彭玺

基于2001、2011和2018年三期Landsat遥感影像解译的郴州市苏仙区景观类型分布图,借助ArcGIS和Fragstats软件,分析研究区的景观类型结构、景观动态度、景观面积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变化。运用Clue-s和SPSS软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区17a间驱动力因子。结果表明:(1)2001—2018年苏仙区景观类型结构变化显著,林地一直是苏仙区主要的景观类型,占比超过50%;(2)由景观动态度变化可知,在17a间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最快,并处于加速增快的趋势,其次为草地、未利用地和耕地;(3)从景观类型水平上看,林地、草地、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景观形状指数增大,说明其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边界复杂程度上升;(4)从景观水平上可知,苏仙区景观结构维持了较好的多样性,各斑块类型面积比重趋于平衡,景观的破碎化程度逐渐增大;(5)由景观类型面积转移矩阵可知,在保证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农业用地大面积转化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将逐步成为该区主要景观;(6)由驱动因子分析可知,自然因素影响林地、草地、耕地、水域较多,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较多。     

同步与错位：规模视角下关中平原城市群城市与旅游协同发展研究

当前旅游城市化日益显著,从规模视角评价城市与旅游的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指数,对关中平原城市群2004—2017年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相关性进行验证,并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城市金字塔理论及空间错位指数探究城市规模和旅游规模在区域和城市尺度下的协同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区域尺度下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均属首位分布,发展趋势存在错位;（2）各城市的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在等级和空间上基本同步,少数城市出现错位,近年来空间错位程度有增强趋势;（3）低错位区城市,规模等级较低,中、高错位区城市,规模等级偏高;（4）城市规模与旅游规模的作用与反作用互动关系是其同步与错位状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2001—2018年郴州市苏仙区景观格局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基于2001、2011和2018年三期Landsat遥感影像解译的郴州市苏仙区景观类型分布图,借助ArcGIS和Fragstats软件,分析研究区的景观类型结构、景观动态度、景观面积转移矩阵和景观格局指数变化。运用Clue-s和SPSS软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区17a间驱动力因子。结果表明:(1)2001—2018年苏仙区景观类型结构变化显著,林地一直是苏仙区主要的景观类型,占比超过50%;(2)由景观动态度变化可知,在17a间建设用地的变化速度最快,并处于加速增快的趋势,其次为草地、未利用地和耕地;(3)从景观类型水平上看,林地、草地、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景观形状指数增大,说明其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边界复杂程度上升;(4)从景观水平上可知,苏仙区景观结构维持了较好的多样性,各斑块类型面积比重趋于平衡,景观的破碎化程度逐渐增大;(5)由景观类型面积转移矩阵可知,在保证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的基础上,农业用地大面积转化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张将逐步成为该区主要景观;(6)由驱动因子分析可知,自然因素影响林地、草地、耕地、水域较多,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较多。     

杭州城市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杭州市1914—2018年间6期近代地图与遥感影像数据,通过目视解译数字化的近代地图,使用面向对象的分类方式对CORONA、Landsat TM和OLI影像进行分类并提取建设用地数据,计算扩张速度、重心变化、景观格局指数和增长类型,分析建设用地的扩张过程与扩张模式。结果表明：（1）近百年来杭州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明显,扩张过程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后。（2）杭州城市重心经历了“北—西北—北—东南—南”的变化过程,由向单一方向扩张转变为多方向均衡发展的态势。（3）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基本符合“扩散—融合”假说;城市核心区呈现蛙跳增长、填充增长、边缘增长依次主导的螺旋式发展过程,研究区域整体表现为边缘增长始终占相对重要地位的特征。（4）通过近代地图与遥感影像的集成分析,为长时间尺度的城市研究提供了一种路径。     

浙江省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

基于浙江省第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2010—2020年浙江省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1)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加深,老龄化空间格局由“团带式”转变为“团点式”,各县级单元之间老龄化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其中低-低集聚区主要分散分布在西南部,零星分布于北部和东部,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且范围有所增大;(2)以出生率和死亡率为主的人口变化因素是影响浙江省老龄化空间格局的直接原因,教育水平、医疗资源和经济水平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异是根本原因.因此,浙江省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口政策等方面应对老龄化社会.     

城市新区犯罪数量与犯罪危害程度空间分异规律研究

立足新发展阶段,统筹平安和发展,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文明城市。以昆明市呈贡区为例,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法、犯罪集中度、空间自相关分析、标准差椭圆法等GIS方法,分析2015、2017、2019年的犯罪数量与犯罪危害程度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1）犯罪数量的空间格局以城市核心区集聚为主,高密度和较高密度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交通便捷、经济活动频繁、人员密集的老城区、商业中心及大学城周围居住区。犯罪危害程度在空间上形成龙城片区“单核心”的格局并未被打破,且高密度集聚区的空间分布与犯罪数量的空间分布相似,较高密度集聚区相对分散,较低密度集聚区渐呈“散点状”分布。（2）犯罪数量和犯罪危害程度均表现出显著的集中分布和空间集聚格局。二者空间集中差异逐渐加大,犯罪危害日趋集中的态势更强烈;空间集聚差异变化明显。（3）犯罪数量与犯罪危害程度热点区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随新区建设的发展,各犯罪热点区逐渐破碎化。犯罪数量与犯罪危害程度热点重合区位于呈贡区中部,沿城市主干道和地铁线路分布;犯罪数量热点区分布于学校、医院及商业中心附近;犯罪危害程度热点区分布于城郊乡镇、城中村、工业园区、物流园区、施工工地等区域。（4）犯罪数量和犯罪危害程度的扩散方向与城市空间扩展方向密切相关,且随城市发展逐渐趋于一致,其中,犯罪危害程度扩散更明显,更易随城市空间结构变化而改变。     

浙江省对美投资民营企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平均最邻近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6,2009,2012和2015年浙江省对美投资民营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影响民营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1）浙江省对美投资的民营企业呈沿标准差椭圆长轴方向集聚和沿短轴方向扩散分布,分布中心呈向西北方移动的态势,且中心始终处于绍兴市境内;（2）最邻近指数一直在减小,企业空间布局集聚特征逐渐加强;（3）高密度核心区主要分布在浙江东北部经济发达区域,以杭州市区、宁波市区、“慈溪-余姚”为核心集中分布,其次是温州市区,其余经济相对落后区域分布较少;（4）浙江省对美投资民营企业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呈现从单一因素主导向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和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是影响力最大的因素。     

四川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以四川省21个州市为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资源环境、人口、城乡统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经济、创新与研发等7个维度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2000～2015年四川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探讨四川省新型城镇化2000～2015年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演变具有趋平原性和趋低山丘陵的特点;在时间上向均衡方向过渡;在空间上表现为"俱乐部趋同"现象,且差异显著;城镇化发展"单核"结构显著,"增长极"对周围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明显.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中国东中部地区FDI时空演变格局研究

以我国东中部202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2003~2012年东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演变格局,采用地理权重回归模型(GWR)分析了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东中部地区FDI集聚性逐渐减弱,其中,东部地区FDI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中部地区的比重不断上升,区域引资逐渐平衡.GWR模型的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劳动力质量、集聚经济、科技创新以及国家政策与FDI均呈显著正相关,并且以环渤海地区为界,南方地区的FDI流入主要取决于市场规模和劳动力质量,而北方则主要受集聚经济和科技创新的影响.本研究可为区域引资格局的发展以及外资企业的区位选择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