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如何破解并购难题

并购重组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作为企业并购重组的幕后操盘手——CFO们在这个过程中会面临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应对呢？     

并购重组正当时

今年以来,国内并购重组市场空前活跃,并购项目的数量和金额都达到了—个新的高峰。而此轮并购热朝,除了受新股IPO暂停的因素影响外,更重要反映出的是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增长模式发生改变等一系列来自市场的挑战。而并购重组正是企业加强资源整合,实现决速发展,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措施;是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     

并购重组“更好的时代”来临了吗？

今年以来，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的并购重组步伐加快。清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4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共完成并购案例784起，较2013年同期上涨79.8%，中国并购市场共涉及交易金额510.23美元，同比回升19%。     

该聘同一个“他”吗？——并购重组双方聘请同一财务顾问的利弊分析

笔者曾有4次被并购重组双方同时聘请担任财务顾问的实践经历,这在并购重组实践中是一个风险较大的尝试。并购重组双方聘请同一财务顾问,有其存在的机会和价值,但为了保护聘任方和财务顾问的利益,应审慎选择。     

商誉：以无形对有形

在复杂的重组并购中,商誉的确认及后续计量千头万绪。随着重组方式的日趋复杂,商誉这朵无形的美艳之花,绽放的究竟是企业价值的真实体现,还是水中月、镜中花？     

2010中国并购报告

清科研究中心对中国并购市场的最新研究显示：2010年,由于国际金融大环境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并购市场实现了井喷式增长,共完成622起并购交易,披露价格的501起并购交易总金额达到348．03亿美元。与2009年完成的294起案例相比,同比增长高达111．6％。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2010年中国并购市场存在如下四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并购数量呈“井喷” 2010年,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在国家并购重组相关扶持政策的刺激下,中国企业并购扩张的热情升温。全年各季度完成的并购数量,较2009年各季度均实现成倍增长．交易金额也不断攀升。     

中国行业并购动态演变路径及政策、金融环境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函数性数据分析方法中相平面图技术,考察中国三大行业及其子行业并购重组动态路径演变,同时探索国家行业政策和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对并购动态演变的影响.本文发现随着产业经济规模的发展,整个并购重组频次呈现上升趋势;第一产业的动态演变路径呈现出低-高-低的"收缩螺旋"特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呈现出低-高-低-高的"扩张螺旋"动态演变路径;股权分置改革、金融危机、行业政策的出台等事件严重影响相关产业的并购重组动态演变路径.     

企业战略对并购行为的影响和潜在机制

为探究企业战略风险度和偏离度对并购行为的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2010~2017为样本数据,基于Logit和Possion模型对企业战略与并购行为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战略风险度与并购行为显著正相关,表明企业战略越是风险偏好型的企业,其并购倾向越高,并购次数越多;企业战略偏离度与并购行为显著负相关,表明企业战略越是偏离同行常规战略的企业,其并购倾向越低,并购次数越少。进一步研究表明,完善的内部控制、较高的薪酬激励和聘请稳健的高管能够有效约束由企业战略引起的过度并购和并购不足行为,促进并购行为合理化。本文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研究并购倾向和并购次数,有助于理解并购行为形成的内在机制,同时,对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治理和风险管控亦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证据。     

基于多项有序Logistic回归的商业银行企业并购的影响因素分析

商业银行作为中介机构,不仅可以满足企业的并购融资需求,并且可以从降低企业的并购成本、提高并购成功率的角度出发,为并购企业提供专业的并购方案.从商业银行角度出发,基于多项有序Logistic回归研究商业银行企业并购业务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宏观经济、金融市场、政策因素以及商业银行自身发展状况均会对商业银行并购业务产生影响.商业银行应在相关政策指导下,完善自身建设,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并购整合业务,推进商业银行转型发展.     

并购财技之二：觅金术

并购贷款开闸,对于并购市场是最大的利好,但是,能够得到并购贷款的企业毕竟是少数。2009年,欲进行并购的大多数企业,显然不能把资金的希望寄托于此。     

基于泊松跳跃的最佳并购时机比较研究

基于最优停时理论、实物期权方法、平滑粘贴条件和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转换,通过时机模型构建与求解,比较分析了无泊松跳跃和有泊松跳跃两种情形下的最佳并购时机。研究结果显示,驱动企业并购的主要是协同效应;企业并购存在仅与并购双方相对股价有关的最佳并购时机及其对应的并购区域;泊松跳跃使并购阈值下界和并购阈值上界右移,并购区域变宽,选择最佳并购时机需要更多信息;在相对股价进入并购区域时,即可实施并购,否则,主并方的最佳策略为持有等待期权,即继续等待。研究结论可为企业选择最佳并购时机,尤其是国有企业选择产权转让的最佳时机提供直接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不完全信息下考虑效率和规模的多时点并购决策

针对企业并购过程中存在不完全信息和多时点信息的问题,提出了一种考虑效率和规模的企业并购决策方法. 通过证据推理集结并购双方的不完全的、多时点的评价信息,利用\,DEA\,方法判断合并企业规模是否过大,并筛选出可行并购方案,再根据合并企业竞争型并购交叉效率高低决策最佳并购目标. 最后算例分析说明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对原并购企业有损害的企业并购时机与条件

假设并购失败对并购者原企业的资产有损害,或产生负协同效应,利用实物期权博弈论方法,研究随机市场下企业并购条件和时机.研究表明,目标企业保证金至少受四种因素影响:一是目标企业本身的特征;二是产业的特征,三是并购者的期望,以及并购失败对并购者原企业资产的损害评估.该损害可能性越大,目标企业要求的最优保证金越低,最优并购触发时间越长.给出两阶段数值模拟例子.模型可用于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定价,通过公开拍卖是国企产权转让的最佳选择.     

成功并购“三部曲”

兼并收购作为企业外延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已经被国内外企业所广泛采用,然而据统计资料显示,在已发生的众多并购案例中,并购成功率是很低的,不到40%。其实并购作为企业的一项重大投资决策行为,如何去正确实施,应该重点关注哪些环节,怎样才能成功实现并购活动,日益成为企业关注的课题。大体来说,知己知彼、交易多赢、平稳整合构成了成功并购＂三部曲＂。     

崛起的CFO——CFO，加油！GO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资本市场越是快速成长,越是刺激与促进了中国本土CFO的快速崛起;出于企业战略与资本的需要,作为CEO的战略合作伙伴与资本运作操盘手的CFO,也由默默无闻的后台账房先生,快速奔向了战略、上市、融资、并购与重组的前台,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企业并购中风险的识别与评估研究

为准确识别、度量和降低企业并购风险,在对企业并购因素进行识别和定性分析基础上,建立了一套较全面的企业并购风险多层次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利用未确知理论给出了一种适合企业并购特点的未确知测度风险评估模型.模型结构严谨、精细,并通过实例验证了该评估模型的科学有效性.     

生产率差异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借鉴演化博弈理论探究企业通过OFDI“走出去”时的跨国并购方和标的方在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差异对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利用Hotelling模型构造资本密集型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博弈模型,讨论两类企业OFDI进入方式决策在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变化之下的变迁机理。研究发现:当并购方和被并购方生产率差异较小时,市场达到两类企业都倾向于跨国并购策略的演化稳定状态;当并购双方生产率差异较大时,企业的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对其OFDI进入模式决策具有重要的作用,知识或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与综合实力强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战略,而另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即企业OFDI进入策略选择因其所属的行业生产要素密集度及其结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跨国并购攻略——美国波士顿商学院与中华咨询联合课题汇报之二

近年来,尤其足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与同际社会的联系也越发广泛,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通过跨国并购来向国外寻求新的投资机会。因此,波士顿商学院和中华咨询的联合项目研究团队所做的第二个项目研究就是——跨国并购重组。 由于行业的敏感性,他们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下简称“中国兵器”）所做的汇报,被安排在了中华咨询的大会议室,1月6日,中国兵器公司酱运营部主任李金泉、酱运营部酱运营处处长石兵、     

弱外生性条件下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方法的优化

固定效应模型是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以确定因果机制的有效工具,在企业面板数据分析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由于企业个体异质性等原因,普通固定效应方法无法解决估计的冗余参数问题。本文沿着折刀法的思路逐步修正低阶偏差和高阶偏差,在弱外生性条件下构建Half-Panel Jackknife方法,并将适用范围拓展到短面板线性模型,弥补了现有方法的不足。最后,采用企业并购重组和政府补助影响企业创新的两个实例,研究发现,对半面板折刀法在双固定效应模型中能较好地控制企业数据的抽样特征与个体异质性。     

CEO年龄、公司治理与海外并购——来自我国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2009~2014)

本研究基于高阶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契约理论,运用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在2009~2014年的海外并购数据,对CEO年龄以及与CEO紧密相关的公司治理对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CEO年龄整体上与企业海外并购决策负相关,说明年纪越大的CEO越不倾向于进行海外并购,越年轻的CEO则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在年龄组Ⅰ(<=40岁)中,CEO年龄与企业海外并购决策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年龄小于等于40岁的CEO中,也就是处于青年成熟期的CEO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处于中年稳健期(年龄组Ⅲ,49~55岁)的CEO,随着管理经营经验的不断累积,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实施海外并购。(2)在公司治理对海外并购决策的影响方面,股权集中度与海外并购决策正相关,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进行海外并购;CEO持股比例与海外并购决策负相关,CEO持股比例越高,CEO越不会做出海外并购决策。